新年之际，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遵循每年惯例，邀请一些作家和学者回顾年的难忘时光，梳理自己在写作和出版方面的收获，畅谈年以及更远的未来的写作目标。
毕飞宇：
年我必须把书稿交出去，不能再拖了！
毕飞宇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
年我当然有收获，最大的收获是我成了汪民安的读者。江苏人民出版社新版了他主编的一本书，《文化研究关键词》。这其实是一本旧书，只是我错过了。当然，错过了也没关系，毕竟我在年没有再一次错过。
我是改开一代，改开一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必须面对“名词爆炸”。所谓的“名词爆炸”，说白了就是概念爆炸。那些概念怎么就爆炸了呢？因为这些概念来到了学术真空，它只能爆炸。在爆炸的年代，我们要接受新观念，那就必须从接受新概念开始。我们一边接受，一边使用，可以说是现插现用。回过头来看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谁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其实，我必须诚实地说，因为我们缺少哲学、思想、文化的基础教育，许多概念我们并不明白，但是，不明白我们也敢用，甚至还产生了陌生化所带来的快感。
我注重概念还是在我进了南京大学之后，因为我要去别的大学讲学，我发现，一些文学的基本概念，不同的大学各有各的说法，比方说，“叙述”“描写”，许多同学、有些已经开始读文艺学的研究生了，他们也是不清晰的。文艺学的概念搞不清楚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，但是，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比方说，我在玩手机的时候，我发现许多人在那里讨论很要紧的问题，因为概念的游移，最终，他们的对话成了鸡同鸭讲，这个事情就比较大。
今天，我非常愿意向热爱阅读和热爱思考的朋友推荐《文化研究关键词》，这些关键词都是一些重要的概念。虽然这本书只是汪民安主编的，但是，它依然具有汪民安的特征，清晰，明朗，最关键的是，深入浅出。感谢汪民安，他让我学到了很多。
年我没有阅读计划。我的阅读从来没有计划，这是恶习，我一直想改，但是改不了。泰戈尔说：“我得到了我不想要的。”我的阅读就是这样。年我必须把我的书稿交出去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一直在媒体面前回避这个话题，但是，我今天不再回避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。
年我渴望阅读庞羽、大头马和汤成难的新作，她们是我们江苏的新锐作家，我们刚刚开完她们的研讨会。在这三个人当中，我对庞羽更熟悉一些，而我最近正在阅读大头马和汤成难。她们三个人很不同，如果发展顺利，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独特的世界。我必须承认，其实我一直不太看好汤成难，但是，她的《奔跑的稻田》说服了我，我希望她能走远。至于庞羽和大头马，她们的势头很好，她们也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建议，但是，我拒绝了。我拒绝交流不是我偷懒，是我不想干扰她们，也许她们走得很正，也许她们走偏了，可是，她们那么年轻，就算走偏了那又怎么样？我自己都不能确定我的写作道路是不是合适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但是，我依然对她们说，写几年，回头看一看自己，这个总是不会错的。
徐则臣：
年，我想生活会一如既往
徐则臣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
从写作和阅读的量上论，年是被我严重虚度的一年。写了24年小说，年是24年中唯一一个小说都没写的一年，半成品都没有。很多年前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再忙再懒，一年至少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。年食言了。阅读的量可能不是历年中最小的，但肯定是最小的之一。时间都去哪儿了呢？我也很纳闷。我可以说，这一年工作很忙，的确很忙；我也可以说这一年考了几场大试，这些都要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些都是借口。拖延和懒惰永远是你如影随形的敌人，一不小心就乘虚而入。
当然，这一年虽然乏善可陈，还写了一点别的，主要是两篇散文。一篇《入藏记》，1.6万字，字数不多，但前后花了我4个月的时间，看了十来本与西藏有关的资料。我从史料的丛林里，梳理出了一条英国人荣赫鹏带领英军和印度等雇佣兵，从亚东进入西藏，最终剑指拉萨，向全世界揭开西藏神秘面纱的路径。这一年是年。我对清末的那段历史一直很有兴趣。另一篇是《向南，向西，向西南》，接近1万字，写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一些感受。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一段历史。其它的一些小豆腐块，不提也罢。
出了几本书，小说集和散文集，多是旧作再版。小说集《青城》还比较新，集子中三篇小说的搭配也有点意思。这3篇小说的写作，时间跨度15年，写得艰难，因此也敝帚自珍。
除了工作和学习上的刚需阅读，随心所欲的阅读主要集中在历史、传记和建筑艺术方面。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和与河流相关的资料。晚上散步主要听《聊斋志异》，第二遍越听越喜欢。
年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多大事，包括疫情，谁都没法置身事外。我跟大家一样投入，也跟大家一样免不了情绪上有所起伏。
年来得有点快，感觉还没来得及对上一年做个盘点它就到了。年年难过年年过，岁岁年年花开花落，料想区别也不会太大。放在历史的长镜头中看，某个年头里一座山，最终也会被地平线吞没。所以年，我想生活会一如既往。
工作、学习之外，我的主要身份还是作家，读和写是我的两个翅膀。鉴于年的惨淡收成，今年我会努力扇动两个翅膀，让自己飞得快一点，飞得高一点，飞得久一点，飞得稳一点。争取把“鹤顶侦探故事集”中剩下的几个短篇写完。跟朋友约定写一个跟“跑步”有关的小说，希望今年能够完成。长篇小说继续准备，期待瓜熟蒂落的那一天早点到来。至于阅读，刚需之外，还是随心所欲、按需进行。阅读重心应该跟年差别不大。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再检点，我不再有光阴虚度的惶恐。
因为疫情，过去两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憋着不动，希望今年能早日河清海晏，可以沿着运河再走走，再看看其他几条大水，也能到其他相关的地方走一走。我的写作有实证主义强迫症，田野调查必不可少，该走的地方都走了看了，新的小说才可能更快地出来。
另外，按照计划，我的小说《北上》改编的电视剧年应该能出来，若是如期播出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。
刘亮程：
重新发现与修改那个童年世界
刘亮程
作家、散文家，著有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
年，我的新小说《本巴》即将出版。这是我写的最愉快的一部小说，写了一群停在25岁不愿老去的大人，和几个停在童年不长大的孩子。我写作时，内心中那个孩童又活过来。我一直在内心中养着一个不长大的孩子。那是童年的我自己。他一直在那里，我的成长不能覆盖他。我一次次地回去，重新发现和修改那个童年世界。
《本巴》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，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：在“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”，万物都有时间长大的人世初年，居住在本巴草原中心的乌仲汗，首先感到了人世的拥挤，他用搬家家游戏将所有人和动物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，用捉迷藏游戏让地上的一半人藏起来，另一半去寻找。最后用做梦，做梦游戏让人的醒去寻找睡，梦与醒相互找寻。“我们在梦里时，醒是随时回来的家乡。而在醒来时，梦是遥远模糊的故乡。我们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里，都在回乡。”在无尽的睡着醒来间，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了。那个世界在人的念头里，在孩子任意发挥的游戏中。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世界的开端，在那里，一切都会重新开始。
除了新小说，我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在新疆》也即将再版，做了不小的修订。去年，有几个月时间在读自己的书。尤其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上世纪末出版到现在，二十多年里再版数十次，都没做过修订，自己也没完整地回头看过。这次认真读了一遍，竟然读进去，只删去了个别写性的文字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喜欢读这本书，其余一个字也动不了。我写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耗费10年，每一篇每一句都经过了反复修改，我没有给20年后的自己留下可修改的机会。
今年我在同时写两个长篇，一个写历史，一个写现在，其实对于作家来说，历史也是现在，现在也是历史，取决于作家是否真正走进去，写出来。
孙惠芬：
用小世界里的故事打通大世界
孙惠芬
国家一级作家
年，我重读了列夫·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霍桑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弗雷泽等大师的经典作品。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重读了，每一次重读都有不同收获。岁月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同是一个人，面对同一片风景，在不同的时间，会有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。
这一年，我还重读了人类学家卡罗斯·卡斯塔尼达的人类学著作《巫师唐望的教诲》，作者以田园调查的方式，跟随墨西哥巫师唐望，走入巫师世界的新认知系统，去认识无限，跃入“认知系统”多重地平线，写下了长达20万字的神奇之书。在卡罗斯一次次面对未知世界的训练挑战中，唐望的教诲一次次给他启示：“对我而言，唯一的旅程，是走在一条有心的道路上，任何有心的道路上，我走着，而唯一值得接受的挑战是，走完它的全程……”
第一次遇到这部书是年。那时，我跟随卡罗斯，去感知人类“认知系统”多重地平线，写下了非虚构小说《生死十日谈》，年重温唐望的教诲——走有心的道路，收获了一个多年以来一直就有的、但如今更加笃定的文学理想：透过写作，去触摸人类精神系统多重地平线。
欣喜的是，这一年里，接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童话作品《多年蚁后》，我愿意把这看成是走在有心道路上的点滴收获。
《多年蚁后》出版后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贴近了读者的某种期待，如果是，那么我觉得，除了前面说的，走在有心的道路上，重要的还在于：我虽然写了蚂蚁、蝉、蜘蛛等昆虫与一个孩子、一头老牛、一位老爷爷在海棠树下小世界里的故事，但它打通的是大世界，它打通了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生命界限。它虽然离我所期待的“精神世界的多重地平线”相距甚远，但关于善、关于爱、关于勇敢，这人类最基本最朴素的情感，在不同生灵之间还是给予了生动的诠释。
我正准备投入到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。这部长篇的灵感来自年9月，就是我第一次遇到《巫师唐望的教诲》，并写下《生死十日谈》的时候。10年来我与她默默厮守，无时无刻不在打量她，企图理解她，走近她，可她像一个沉睡在山岚间的少女，与我隔着一层厚厚的雾霭，总是难以将她唤醒。10年来，我写下《后上塘书》《寻找张展》以及刚刚出版的《多年蚁后》，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一次次的写作实践，拨开了遮蔽她的雾纱，或者10年来，我个体生命悲欣交集的透射，让她从沉睡中醒来……反正现在，她醒来了！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像人类学家卡罗斯接受的启示：跟随她，走在有心的道路上，迎接挑战，走完它的全程……
吴岩：
为什么扎克伯格懂得从科幻中提取概念？
吴岩
南方科技大学教授
年，我收获最大的应该是《中国轨道号》。这本书出版后，反响特别强烈，后来成为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的两部科幻小说之一，并且进入了一系列书单，这是我从事创作以来从没遇到过的事情。
这本书为什么能够获得这种认可，我想可能是把60后这一代人的儿时记忆，以及中国在艰苦的条件下怎样实现重大科研突破，用小说的笔法、孩子的眼光写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创新。恰恰因为是创新，所以大家给了很多肯定。今天的孩子完全能读懂故事里的内容，这也是一件我特别高兴的事情。
在学术出版方面，年我们主要做了“南科人文”系列。这套书是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陈跃红讲席教授策划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我是第一辑的执行主编。有一本是讲大湾区的青年文化，还有一本谈建筑学，我署名的2本是《中国科幻文论精选》《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》。后者是对中国科幻小说历史发展进行的回顾和总结，它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。这些都是过去一年里，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。
去年，我看得比较多的是符号学方面的书。过去没接触过这方面，赵毅衡老师的《哲学符号学：意义世界的形成》让我收获很大。在科幻文学方面，我推荐贾立元的《“现代”与“未知”——晚清科幻小说研究》。这是他根据博士论文增删后的一部书，以点带面地把晚清科幻介绍得很清楚，也有深度。这本书值得